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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，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，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，以号招人心，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，对他多方质疑，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，实际就是充当人质。

    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，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，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，不仅功高无赏，反而备受猜疑，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。

    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，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，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，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，急如星火，使百姓怨声载道，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，怀有异心等等。

    而就在这时，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，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，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，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，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，突然关闭城门，下令易冠服，并自称大将军，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。

    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，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，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，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。

    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，速度占领了宁武、岢岚、保德州、代州、繁峙、五台等州县之地。在山西东南，有胡国鼎、陈杜、张斗光等人起响应，攻克泽州、平顺等地。而在山西西南，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，也有虞胤、韩昭宣、李企晟等闻风响应，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。

    结果在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数城池外，差不多都被反正的义军占领，同时姜瓖还派人潜入南方，和商毅联络，希望能够得到商毅的影响和支持。

    在这一糸列的起义反正中，最大的特点是，并不是像一般的农民起义一样，只有农民参与，或是以农民为主体。而且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，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员和将领广泛的参与其中，由于他们都居有相当的军政经验和能力，因此在短时间內，也将起义反正的声势造得非常大。

    另外这一糸列的起义反正表面上看来，还是北京爆乱的余波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是北方的汉族人对清廷统制不满的一次集体大爆发。

    本来在明朝灭亡之后，由于大顺政权的施政不当，对占领地区的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，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。因此在清廷入关，击败了大顺军之后，也公开表示，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，北方的许多地区的官绅地主，也把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。同时清廷打出的“代明剿贼”，“吊民伐罪”等旗号，也起到了一些收垄人心的效果。

    因此在清廷刚建立时，在北方反抗清廷的基本是以农民起义为主，而汉族官绅基本都选择投靠清廷，并且积极帮助清廷攻击大顺军，以及镇压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起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清廷才能够迅速的平定北方，连续击败大顺军，并逼迫大顺军南下。

    如果清廷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这一时机，稳定人心，完全可以使自己在北方的统治稳定下来，就算南征失利，也可以立足北方，形成南北对持的局面，但可惜随着清廷在北方统治稳定之后，错误的推行了一糸列的错误政策，如剃发令，圈地令，逃人法，投充法等，而在政治上又推行民族歧视政策，重满轻汉，而在汉人之中，又重辽人而轻新附汉人。使北方官绅地主的尊严和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。因此他们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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